巴黎公社时期的印象派画家

巴黎公社的诞生

梅索尼埃的《围困巴黎》原本是打算展示法国人民在普鲁士人的入侵面前团结一致、不畏强敌，无论是政府军士兵、国民警卫队，还是巴黎人及其他国内外的法国同胞都聚集到在埃莉萨·贝桑松头顶迎风招展的三色旗之下。然而，2月的选举结果证明，这种充满爱国主义的画面不过是一种想象。3月18日的事件只是进一步加深了巴黎和其他各省之间的分裂，因为在对加农炮争夺的背后，其实存在着更深层的问题，即除了蒙马特的巴黎人之外，还有许多巴黎人都认为自己在巴黎被围困期间表现出的英勇无畏和为此忍受的艰难困苦都被梯也尔和其他法国人出卖了。他们的怨恨在很大程度上针对的是梯也尔签订的条约中的条款：德国人被许可在巴黎进行胜利游行，一支由3万名士兵组成的队伍从在隆尚阅兵的威廉皇帝面前走过。而更让巴黎人火冒三丈、颜面扫地的是，随后又有一小队德军通过凯旋门，沿香榭丽舍大道行进，俾斯麦本人也在其中，他骑着马，抽着雪茄，在凯旋门下面悠闲地观看队伍通过的景象。古斯塔夫·马奈在给亲属的信中写道：“耻辱的感觉已经达到了顶点。”

巴黎与整个国家其他地方之间的裂痕在勒孔特和克莱芒-托马被处决八天后变成了一种官方的状态，因为巴黎宣布成为自治州。3月26日，巴黎人通过自由选举选出了85名代表，由他们组成的公社议会（Communal Assembly）将负责在梯也尔政府撤离的情况下管理这座城市。这个议会很快开始使用“巴黎公社”的名称，梯也尔立即斥责这些“公社拥护者”为“一群罪犯”，而身在伦敦但高度关注事态发展的卡尔·马克思则称赞公社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府”。当选的代表来自各行各业，有医生、律师、教师、几名体力劳动者、一个打台球的、一个开妓院的，还有三个自称是神秘主义者的人。很多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和激进派与公社保持了距离：罗什福尔选择不参加竞选；雨果躲到了布鲁塞尔；路易·勃朗发现自己无法支持公社的理念，因为他信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反对民主机构。即便如此，还是可以肯定地说，不管一个公社拥护者有多么倾向资产阶级，他也绝不会保守到与国民议会中那些想要把皇冠戴到尚博德伯爵脑袋上的君主主义者秉持任何共同的政治立场。

公社议会的85名代表立即着手展开工作。与通常的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这些代表通过的第一批法案之一就是压低自己的工资。接下来，他们又通过旨在提高穷人生活质量的法案，建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废除了面包工人的夜班制度，关闭了当铺。公社议会还决定向在普法战争中丧命的军人遗孀支付抚恤金，在围城期间未付的房屋租金一律免除。然而，它的另外一些政策就没有这么“慷慨”了。教会财产都被没收，原本是记者的拉乌尔·里戈（Raoul Rigault）成了新的警察局局长，他甚至开始吹嘘自己要给上帝发逮捕令。无法传讯全能者的里戈只能退而求其次，逮捕并囚禁了上帝在世间的代表，巴黎大主教乔治·达尔布瓦阁下（Monseigneur Georges Darboy）及十个多明我会修士。对法国大革命的记忆也重新被唤醒了，因为公社拥护者们下令拆除1816年建造的，为弥补处决路易十六的做法而建造的赎罪礼拜堂（Chapel of Atonement）。人们在伏尔泰的雕像前焚烧了断头台，以此作为一种庆祝仪式，但是他们还焚烧了梯也尔位于圣乔治广场（Place SaintGeorges）的房子。到5月16日，公社又做出了一个比任何事都更能象征他们获得了统治权的举动：推倒旺多姆柱。

拆除旺多姆柱

旺多姆柱和凯旋门是巴黎市内最明显的象征拿破仑统治的标志。以罗马的图拉真圆柱为样板的138英尺高的旺多姆柱，就矗立在杜乐丽宫以北的旺多姆广场上。这个被泰奥菲勒·戈蒂耶称作“巨大的青铜叹号”的建筑是在1806-1810年铸造的。铸造所需的原材料是由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从俄国和奥地利军队那里缴获的1200门加农炮熔成的，呈螺旋状环绕在柱身上的400多块青铜浅浮雕装饰板纪念着拿破仑的各次征战。最初，柱子顶上的巨型雕像是拿破仑穿着罗马皇帝服饰的造型，但是滑铁卢战役之后，这个雕像被替换成了带有鸢尾花纹章的旗帜。3041833年，正是梯也尔任内政部长期间，他负责监督了将拿破仑的雕像重新安装到柱顶的工作。不过，这次的皇帝雕像变成了一个下士雕像，因为雕像穿的衣服从托加长袍变成了军队制服。又过了30年之后，拿破仑三世于1863年再次更换了他伯父的雕像，这一次的拿破仑不仅重新穿上了托加长袍，还戴上了桂冠。

破坏旺多姆柱的主意是在好几个月前由古斯塔夫·库尔贝提出来的。在巴黎被围困期间，库尔贝曾担任国防政府的“首都艺术主席”（President of the Arts in the Capital）。这个职位赋予了“公民”库尔贝（他签署信件时会这样写）管理卢浮宫、凡尔赛宫中的博物馆、卢森堡博物馆和塞夫尔的陶瓷博物馆等机构的职责。根据他的指示，卢浮宫中的一些大师杰作被从画框中取下，卷起来装进标有“易碎品”标志的箱子，用火车送到布雷斯特（Brest）的监狱里，远远地避开了步步紧逼的普鲁士军队；其余艺术品也被转移到了博物馆的地下室中。趁着夜色的掩护，《米洛的维纳斯》（Venus de Milo）被偷偷送到西岱岛上的警察局的地窖里。与此同时，卢浮宫则被改作武器库，周围还堆起了防护沙包。

把巴黎的艺术宝藏保护好之后，库尔贝就将注意力转移到旺多姆柱上，他宣称：“这个纪念碑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它的特征就是不断延续战争和征服的理念。”当推倒柱子的情绪高涨起来之后，库尔贝马上在《觉醒》（Le Réveil）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坚称自己并不是鼓动人们真的毁掉旺多姆柱，而是提议拆掉上面的浮雕饰板，然后将柱子迁移到一个不那么醒目的位置去。不管怎么说，毁掉柱子的想法已经被播种下去了，所以到第二年春天，当公社拥护者掌握了统治权以后，他们在4月12日这天颁布法案，谴责“旺多姆柱是野蛮的纪念碑，是冷酷武力和虚伪荣耀的象征”。该法案掷地有声地宣布：“旺多姆广场上的纪念柱将被拆除。”

公社拥护者们希望在5月5日拆除旺多姆柱，这一天是拿破仑逝世纪念日，参加过拿破仑战争的老兵依照传统会在旺多姆柱脚下放置花环以示纪念。然而，因拆除纪念柱所需的缆绳、滑轮和绞盘等工具没能被按时送到，所以最终的拆除日期被改到了5月中旬。人们在柱身上斜着切了一个口，然后向里面插入木楔子。5月16日下午，在人们齐声高唱了《马赛曲》之后，绞盘被渐渐收紧，旺多姆柱先是出现倾斜，最终轰然倒向地面，引发了现场一万名围观者的欢呼。据一位目击者称，拿破仑雕像的头“向南瓜一样滚进了路边的排水沟”。37当人们忙着捡拾纪念物的时候，一面红旗被插在了此时已经空荡荡的纪念柱底座上。

决定旺多姆柱命运的法案在4月12日被颁布之时，库尔贝还不是公社议会的代表。然而几天之后，他在第6区的一次补选中胜出，讽刺的是，法国美术学院就在这个选区里。到了4月27日，库尔贝作为一名发展成熟的公社拥护者，表达了支持摧毁旺多姆柱，并用一座“代表3月18日革命的”雕塑取而代之的想法。在公众的想象里，库尔贝自然而然地被与推倒旺多姆柱联系在了一起。对此表示强烈批评的人之中就有梅索尼埃，后者对这样的破坏行动感到无比气愤。梅索尼埃过去的十年里一直都在苦心创作《弗里德兰》和《法国战役》这样的赞美拿破仑军事行动的作品，但此时，不仅这些英雄事迹都被库尔贝和公社拥护者们贬损为“虚伪的荣耀”，甚至连旺多姆广场上的纪念柱都被彻底推倒了。梅索尼埃认为这种对被他视为法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段的亵渎无异于叛国。他谴责库尔贝是“虚荣的怪兽”和“疯子”，他甚至在一封给妻子的信里幻想对库尔贝执行最严厉的酷刑：他要用链子把库尔贝拴在柱子的底座上，罚他临摹柱身上的浅浮雕，“还总要把啤酒杯和烟斗放在他看得见却够不着的地方”。

一位5月16日事件的目击者称推倒纪念柱“没有对地面造成冲击”，因为人们已经在旺多姆广场上铺好了沙子、树枝和肥料。然而，旺多姆柱的倾倒对法国艺术界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好多年。阿道夫·梯也尔被他的敌人称为“老特兰斯诺南”（Père Transnonain），这个绰号暗指了1834年时，作为路易-菲利浦国王的内政部长的梯也尔下达了残酷镇压巴黎工人阶级起义的命令，最终导致特兰斯诺南街屠杀事件的发生。近40年后，梯也尔想要清剿巴黎公社的决心一点儿也没比过去减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从4月初开始，13万政府军在秘密营地中做好了再次围困巴黎的准备。梯也尔对这场行动的结果充满信心，他预测道：“肯定会倒几座楼，死几个人，但最终法律会获得维护。”他的朋友梅索尼埃可远没有这么乐观。对于一个在20年前画过《铭记内战》这样的作品的人来说，法国人与自己的同胞在巴黎的街道上开战这件事根本让人无法承受。他阴郁地写道：“无论结果如何，爆发战斗都将损失惨重，大量的流血事件在所难免，到那时，我们受到的伤害将是致命的。”

血之狂欢

梅索尼埃最深的恐惧很快就变成了现实。这场后来被人们称为“流血周”（La Semaine Sanglante）的血之狂欢始于5月21日星期天，当政府军从位于巴黎市中心西南不到4英里以外的没有守卫的圣卢克门（Porte de SaintCloud）拥入之时，公社拥护者们已经准备好了面对这场不可避免的屠杀。他们在城市各处搭建街垒，用鹤嘴镐在奥斯曼的新大道上凿开地面、撬松石头。沙包、被翻到的公共马车、破碎的家具、空木桶，甚至是一摞摞的书都成了堆建街垒的材料。蒙马特以北的小教堂门（Porte de la Chapelle）的街垒就是用库尔贝在1867年建造展馆的木材堆建的，尽管库尔贝本人非常不情愿拆掉自己的建筑。然而，这些障碍在政府军势不可挡的入侵面前几乎发挥不了任何作用。带领这支政府军的人是麦克马洪元帅，他迫切地想要借此机会挽回自己在色当战役的灾难性失败中损失的声望。

梯也尔预计的“倒几座楼”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被证明是过于轻描淡写了。5月23日，曾经作为拿破仑三世住所的杜乐丽宫被公社拥护者们点燃，这既是为了用浓烟制造掩护，也是为了表示对法国皇权的谴责。随着宫殿的燃烧和爆炸，其中心的圆屋顶向内塌陷下去——这样的场景甚至比一周前推倒旺多姆柱的场面更加具有令人震惊的象征意义。

卢浮宫的一个翼楼也被火势波及，导致10万册书被毁；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又有更多建筑被点燃，包括巴黎皇家宫殿（Palais Royal）、巴黎司法宫（Palais de Justice）和警察局（多亏有一条水管碰巧爆裂了，《米洛的维纳斯》才免于被烧毁）。市政厅也没能逃过被焚烧的厄运，那些由安格尔、德拉克鲁瓦和卡巴内尔创作的壁画全被烧成了灰烬。强风助长了火势，里沃利街和塞瓦斯托波尔大道都被殃及，数十栋房屋被烧毁。埃德蒙·德·龚古尔能够从自己位于欧特伊郊区的房子里看到“在夜空下熊熊燃烧的大火，这样的场面看起来就像那些描绘维苏威火山喷发的那不勒斯水粉画”。

至于梯也尔的“死几个人”的预言就更是不符合实际了。5月24日晚，巴黎大主教被行刑队在监狱里处决，此前他已经被关在这里近两个月了。大主教死后，那十位和他一起被抓来的多明我会修士很快也被枪决了，遭遇同样命运的还有36名宪兵。这些处决都是为了报复政府军士兵处决被他们囚禁的公社拥护者的行为。在罗马的教皇庇护九世谴责公社拥护者是“从地狱里逃出来的人”，梯也尔也在凡尔赛的国民议会上郑重宣布：“我不会流露任何慈悲心。他们必须彻底地赎罪。”梯也尔说到做到。5月27日，最后一支据守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中的据点的公社拥护者队伍也被击败了。就在距离德拉克鲁瓦墓碑仅30码的地方，公社拥护者们摆好炮位向凡尔赛的政府军开火，他们身后的莫尔尼公爵的宏伟墓室也被改作军需库。即便是在公社拥护者投降后，为响应梯也尔绝不慈悲地要求他们赎罪的号召，政府军让这147名俘虏在公墓东南角沿墙壁排成一排，用每分钟发射150枚子弹的机枪对他们进行了扫射。一天之后，麦克马洪元帅宣布巴黎已经获得了解救。

虽然巴黎公社走向了终结，但屠杀仍然没有结束，即便是对见证了法国大革命中的凶残暴行的巴黎人来说，这次大屠杀的血腥程度也足以让他们感到毛骨悚然。一位无比震惊的英格兰通讯员写道：“法国人在他们自己的，也是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写下了最黑暗的一页。”塞纳河成了名副其实的血之河，从已经被烧黑的杜乐丽宫的断壁残垣旁流过的河水上可以看到一条长长的红色纹路。俘虏们被押到公园里、公墓里或火车站里，然后被用机枪无情地射杀。时至此时，许多公社领导都已经牺牲，比如里戈就是头部中枪身亡的，他在死之前还无畏地朝进攻的政府军高喊“公社万岁！”（Vive la Commune！）有报道称库尔贝也死了，据说他是为了不落入梯也尔手中服毒自尽的。当他的“死讯”传到了奥尔南，他的母亲在听到这个消息时心脏病突发去世。实际上，库尔贝的死完全是个夸张的谣言——他活得很好，只是遭到了逮捕。6月7日，在距离他52岁生日还差三天的时候，库尔贝被押送到凡尔赛，他要在那里接受军事法庭的审判。

本文摘录自《印象巴黎——印象派的诞生及其对世界的革命性影响》，[加]罗斯·金 (Ross King) 著，冯璇 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现标题和标题为编者所拟。